就在前幾天，一則“實驗室猴子逃逸”消息登上國內(nèi)熱搜，隨后“猴子找到并已被安樂死”的相關消息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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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伴隨著猴子的死亡，事件卻并沒有消停。最新的消息——1月26號，據(jù)報道，一位女子接觸到實驗猴子后出現(xiàn)了病發(fā)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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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顯示，女子身上有開放性傷口，現(xiàn)有癥狀與新冠感染類似。該女子非常擔心是從猴子身上感染了病毒，所以第一時間注射了狂犬病**和抗病毒 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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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猴子是否能帶來傳染性疾病，這個其實是有相關數(shù)據(jù)的。作為一種非人靈長類試驗動物模型，猴子能代替人做很多醫(yī)藥試驗，但也因此很容易產(chǎn)生相互傳染，有共患病。類似案例中的女子開放性傷口，更是容易接觸傳染。1997年就有人因接觸到恒河猴體液或糞便導致感染死亡，所以女子的擔心不無道理。
但這種接觸是否必定會導致傳染，存在概率性。就美國目前疫情感染率而言，我們可以看到全境呈現(xiàn)出一片紅紫色，這是以顏色深淺來劃分疫情嚴重程度的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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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經(jīng)有如此密度的感染，那么女子的癥狀可能本身就是新冠疫情引發(fā)，并非猴子傳染。這個情況下，做個核酸檢測，看下是否為常見的新冠病毒株感染，才是一個合理的走向。而非把所有的癥狀都推向被安樂死的猴子。哪怕是接觸猴子后，有了癥狀，也不能下意識的推出因果關系，要知道很多事情有明確的前后時間差，未必就是因果。就像我在藥企上班幾年后，GMP推出了2010版，但如果我因此而說“因為我的出現(xiàn)，GMP 2010版才得以出臺”，那就是強行把先后順序說成因果關系。
所以對于這類的報道，一方面媒體方要避免誘導性，引發(fā)大眾恐慌；另一方面讀者也要有基本的邏輯思路，避免被誤導。我是在給美國人洗地嗎?不是，要說美國每次都能引發(fā)陰謀論，也是活該，因為他們有歷史記錄來支撐的。他們在醫(yī)學史上，有過很多次不光彩的實驗。
比如1932年，美國公共衛(wèi)生局在梅肯縣開展梅毒感染的活體實驗，導致上百人死于梅毒或者梅毒并發(fā)癥。為了觀察無治療狀態(tài)下梅毒的發(fā)病進展，實驗人員不對患者進行治療，甚至在已經(jīng)有青霉素治療的情況下，還不對患病者進行救治；
在1946年到1948年，更是用囚犯、軍人、**病人與梅毒病患者發(fā)生性行為來傳播梅毒，以深入研究青霉素對于梅毒的治療效果，史稱“危地馬拉梅毒試驗”。在這個過程中，近七百名參與者在不知情情況下，被刻意感染梅毒，且三分之一的人最終也沒能得到有效治療；
在1942年，用190名不知情的志愿者人為感染肝炎病毒以確認肝炎是否一種傳染性疾病，甚至后面還募集到550人繼續(xù)研究血清造成的肝炎傳播。同樣，這些人并不知曉風險，參與者中還有大量的兒童與殘疾人；
在1951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為了研究滅活**中的肝炎傳播，直接在囚犯中實施欺騙來獲取參與者。忽略風險，強調(diào)收益，而后擴大范圍，最終導致上千名兒童、婦女、殘疾人等被騙飽受肝炎痛苦。
所以說，美國一出現(xiàn)不好解釋的醫(yī)藥大事，民眾就往陰謀論上靠，是有群眾基礎和政府歷史做依托的。但也不能完全把責任推到群眾身上，說人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畢竟美國政府在歷史上，多次從道貌岸然的君子和陰險奸詐的小人之間無縫切換。也就喪失了一部分公信力，造成民眾風聲鶴唳。這種信任感的喪失，值得很多機構反思，要避免醫(yī)學實驗的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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